1959年河南女工跟同事闲聊时才知交往许久的男友是周总
19岁的农村姑娘晋菊清，跟厂里一个叫周荣庆的小伙子，谈起了恋爱。对这个男朋友，晋菊清100个满意。
1939年，晋菊清出生在焦作的一个穷苦农家，家里有兄妹6人，她是最小的。父亲在她6岁那年，就因过度劳累而死。后来，是母亲四处乞讨才养活了她们兄妹几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一家人才过上了正常日子，晋菊清也进了小学。晋菊清长大后，哥哥、姐姐都成了家，她则进了钢铁厂做了个普通女工，赚钱跟母亲一起生活。
男友周荣庆比她大10岁，在晋菊清眼里，自己能跟他在一起，简直就是高攀了。
周荣庆是厂里的工会干部，虽然只是基层干部，但有知识、有文化，戴着一副大眼镜，一看就是受过很好教育的。听他说话，应该是南方口音，为何会来到焦作这个小钢铁厂，晋菊清也不是很清楚。
一开始，晋菊清并没想跟周荣庆交往。后来，两人在厂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周荣庆便主动跟她接触起来。
有一次，厂里搭台子唱戏，晋菊清便回家把母亲也接了来。母亲一辈子辛苦，最喜欢的就是热闹。等晋菊清母亲到了操场，人都已经坐满了，实在找不到位置。这时，周荣庆看见了，赶紧把自己的好位置让给了她母亲。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晋菊清便对周荣庆有了好感。
后来，晋菊清听说周大哥父亲也走得早，家里也只有母亲一个人，平时冷冷清清的，便陪着周大哥去看望了一次他母亲王兰芳。
这一去，就更让晋菊清对周大哥一家心生敬意。通过跟王兰芳阿姨的聊天，晋菊清得到了3个重要信息：
其一，王阿姨跟周大哥他爹在解放前，都是老红军，是实打实为国家做过大贡献的人；
其三，周大哥以前曾参加过，在北京生活，后来转业了才来到了焦作钢厂。
这次跟王阿姨聊完天后，晋菊清更感觉自己配不上周大哥了。后来，还是厂里的领导来做她的思想工作，说王阿姨很喜欢她，周大哥也是一片真心，她才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两个年轻人谈起了恋爱。
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，晋菊清和周大哥眼看就快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这时，厂里女工们的几句私话，传到了晋菊清耳朵里。
有一个女工问她：“你知道你在和谁恋爱吗？”晋菊清觉得很纳闷，她跟周大哥处对象的事，大伙儿都是知道的呀。女工赶紧对她说：“我们也是刚知道的，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！”
晋菊清一听，吓坏了。一开始她并不相信，但想到他的姓氏，而且说话也是南方口音，又是从北京转业下来的干部，她一下子感觉自己被“骗”了。周大哥的父亲不只是为国牺牲的烈士，还是周总理的亲弟弟。
于是，晋菊清气冲冲地找到周大哥，问他为何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世。周荣庆没办法，只能“从实招来”。晋菊清确定情况属实后，便留下一句“咱从今后不谈了”，就要走。
两个年轻人要分手的事，很快就闹到准婆婆王兰芳跟前。王兰芳是真的很喜欢晋菊清，便着急得对她说：“你和荣庆谈得好好的，怎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分！”
而后，晋菊清才把自己的顾虑说清楚。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农家女，但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，自己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，都真的配不上他，她连想都不敢想。王兰芳一眼就看出她其实也舍不得分，便苦口婆心地劝。最后，晋菊清才放下种种顾虑，答应了下来。
那么周荣庆和母亲，为何不在北京工作，非要到焦作来？他们为何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呢？到底是谁替他们做的决定？关于丈夫一家跟周总理之间的往事，晋菊清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。
周总理家有兄弟3人，周荣庆的父亲是总理的二弟周恩溥，比总理小1岁。他们还有一个三弟，名叫周恩寿，比总理小6岁。
周家祖籍绍兴，后因祖父到淮安作官，才在江苏安顿下来。一开始，周家的日子还是可以的，祖父先后在江南各地任知县。虽然两袖清风，但靠着俸禄也为家里置了一处宅子。后来，祖父去世，周家才渐渐败落了下来。
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，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读书人。早年曾考中过秀才，平日里就在四处做一些文书类的零工，以供养一家人的生活。别人做文书都能捞到一些好处，但周贻能却从来不贪，他总觉得读书人是要有骨气的。因此，虽然他很努力，但周家的境况并不算好。
与父亲相比，母亲万冬儿要能干许多。万冬儿是个大家闺秀，小时候上过五、六年私塾，父亲在淮安清河县当了30多年的知县。
万冬儿聪明、开朗，深得父亲的疼爱。每次万老太爷要出去会友时，总会特意安排一顶小轿子，让女儿跟着。
嫁到周家后，万冬儿很快就接管了周家的大小事务。家里柴米油盐的采办，各种亲戚往来，都是由她来掌管的。周家是个大家族，每每遇到什么棘手的矛盾，只要万冬儿出马，大多数都能解决。
有这样一个母亲，周恩来和弟弟周恩溥自然耳濡目染。所以有人说，周总理后来能管好新中国这个大家庭，跟母亲万冬儿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
对于儿子的教育，万冬儿从来都是个严母。教书先生冬天来家里上课时，乳母便特意在屋子里安排了一个炭盆，想让孩子们都暖和一点。结果，万冬儿发现了，竟然让乳母撤炉。也正因如此，周家的儿子们都是能吃苦的。
3个孩子的苦难生活，是从母亲的离世开始的。母亲万冬儿病重的时候，父亲周贻能仍在外地赚钱养家。听到妻子病危的消息，他匆匆赶到家里，却未见到她最后一面。
当时他本想将妻子早点安葬，但岳母却要求他一定要给女儿准备上等棺木，还要做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事。周贻能拿不出这个钱，只能先把妻子的灵柩放在一座庵堂里，便又踏上了外出赚钱的路。
失去能干的母亲，父亲又常年不在家，对3兄弟来说，此后的生活无疑是异常艰难的。当时，周恩来才9岁，二弟周恩溥8岁，三弟周恩寿才3岁。对于两个弟弟来说，此时的周恩来就是他们最亲的人。
最后，周恩来思来想去，还是找到了一条活路：带两个弟弟去投奔八伯和八妈。八伯家也有一个7岁的孩子，再加上他们兄弟3人，一家总共是6口人。
更要命的是，八伯腿瘸，里里外外大多数都是八妈张罗的。孩子们饿得实在没办法时，八妈便让周恩来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典当。
好在，周家一大家子都比较齐心。另几个伯伯也不舍得侄子们受苦，便常常给他们拿些钱来。比如，四伯父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些钱给他们兄弟，五伯父也常常过来帮帮忙。再加上父亲也时不时会寄点钱回家，兄弟3人才没被饿死。
都说患难见线兄弟的感情，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处出来的。1910年，伯伯们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便还是让3兄弟分开了。
四伯父是个有文化的人，也是周家几个伯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。在他和老师们的教育下，周恩来在东北的课堂上，喊出了那句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而后，他进入天津南开，并从此扛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。
三弟周恩寿则被在清江浦的十四姨妈接走，母亲的娘家人总体上条件还是可以的，因此他后来的童年，应该说比两个哥哥要过得好一些。
从小就很少跟大哥分开的周恩溥，性格比较急，时不时跟八妈发生争吵。有一次，他跟八妈大吵一架后，竟离家出走了。他沿着河畔，一路光着脚走到了扬州，去找舅舅。
等他走到舅舅家时，脚指头都磨破了，衣服也是破破烂烂。舅舅心疼得很，便把他的事写信告诉了周恩来。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周恩来，收到舅舅的信后，一时间感慨万千，马上恳请舅舅给二弟一点路费，让他来天津找自己。
就这样，周恩溥拿着舅舅给的一点点钱，独自坐着火车赶到了天津。顺利见到二弟后，周恩来给舅舅回了这样一封信报平安：
溥甥现寓四家伯父处。拟令其暂束身心，俾一切习惯渐变故态，然后再量材施教，以冀有成。唯恨时机已晚，不克受完全教育。七载荒废，责在父兄。此后管束之方，尚望不弃，时赐教方，俾作指南，以匡甥之不逮，是为至盼。
不知今天的年轻人，能否想到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哥哥写的信？无论是放到今天，还是当时，这封信都是不寻常的。
在那样一个普通人家都为吃不饱饭而发愁的时代里，一穷二白的少年周恩来，在意的是弟弟在老家的言行不得当，冲撞了长辈。他为弟弟的莽撞行为而自责，更为没有好好看护好弟弟、没让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内疚。
自母亲走后，“穷”这个字就伴随着周家兄弟。但在任何一个时间里，周恩来都不曾忘记周氏门风。一句“七载荒废，责在父兄”，道出了他作为大哥的责任感。
此后，周恩溥便留在了东北四伯父身边。因为得到长兄和伯父的悉心教导，周恩溥的性格转变了很多，并很快跟哥哥一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而后，他还认识了四伯父世交的女儿王兰芳，两人成了家，并生下了儿子周荣庆。
令人痛心的是，在1944年，周恩溥在一次革命行动中不幸被捕。面对敌人严刑拷打，周恩溥坚贞不屈，最后不幸牺牲。
周恩溥牺牲时，侄子周荣庆才15岁。母亲王兰芳也是个革命者，她便把儿子送回了老家，自己继续跟着部队走。
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兰芳和周荣庆才被周总理接到北京。王兰芳自己是个老红军，丈夫又是烈士，按条件来说是完全能在北京有份好工作的。但当时她因常年跟部队奔波，在东北打游击时又负过伤，所以身体健康情况已经不适合工作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般的处理方法是退下来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，但周总理却对她说：“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，以后由我来照顾你！”
从那以后，周总理就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，拿出50元给王兰芳。他叮嘱侄子周荣庆，这个钱其他人都不能用，是专门给王兰芳的。
当时的情况下，周总理除了要照顾二弟妹王兰芳，还要照顾三弟一家。三弟周恩寿当年跟两个哥哥分开后，也一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并立下过不少功。建国后，他得了严重的胃病，多次治疗都没办法根治。
周总理于是亲自找到三弟的单位领导，称三弟身体不好，不能坚持上班，也就不能让他在岗位上拿国家这份工资。就这样，周恩寿也因病失去了工作。当时他生养了3子3女，一下子全家就没有了生活保障，周总理这个当大哥也就负担起了三弟一家的生活。
当时周总理的工资是400元每个月，这些钱很大一部分，都用来接济家人了。当时，这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，毕竟他这两个弟弟家的生活，按道理来说都该是国家负担的。
周总理一生无儿无女，在这些侄女侄女中，他对长侄周荣庆的要求是很高的。1957年，周荣庆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，不知该去哪里工作。当时，钢铁生产是重中之重，周总理便建议他到河南钢铁生产第一线去。
就这样，周荣庆便带着母亲一起，从北京来到了焦作，开始了“隐姓埋名”的日子。在焦作钢厂工作时，周荣庆从不提自己的身份，这也正是女友晋菊清跟他谈了那么久恋爱，仍不知其实际身份的原因。
在1959年5月，晋菊清跟周荣庆结婚前，王兰芳还专门让他们两口子给周总理写了封信，告诉他这件喜事。
周总理高兴地给他们回了信，并表达了祝贺。而伯母，也给他们寄了一条烙花毛巾被、一条毛毯、一对鸳鸯枕头，算作是新婚礼物。
婚后，晋菊清给周家生下了两儿一女，但却一直没见过周总理。至于原因，丈夫也早就跟她说过：自己不能在上班时间里，以个人理由请假去找伯父。
直到9年后，1968年5月的一天，婆婆王兰芳的身体日渐不好了，便对媳妇说了一句：“你陪我去趟北京吧，我想你大伯和七妈了。”因为周总理在周家大排行里是老七，因此孩子们都常叫他七伯，则是七妈。
晋菊清本以为这次是一家人一起去，但周荣庆仍觉得放下工作过去不合适，便只让晋菊清和3个孩子，陪着母亲去一趟。
当时焦作没有火车站，婆媳两人带着孩子，只能从焦作赶到新乡坐火车。因为没买到座位，上了火车，晋菊清便拿了张纸板垫在地上，让婆婆能坐着休息。她自己则抱着2岁的小儿子，手里拉着6岁的女儿和8岁的大儿子，一路站到了北京。
下了火车，王兰芳按照丈夫交代的，给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。电话是接的，她很高兴地说：“我这就让人去接你们！”
因为他们来得挺意外，周总理又日理万机，当天他们并没有见到总理，而是被安排住进了一家招待所。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，他们才得以进入。
特意把这一天的时间空出来，早早地在门口迎接。她很喜欢孩子，一看到晋菊清手里抱的孩子，便接了过去，亲了又亲。
上午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终于让晋菊清的紧张感降下来了一些。特别是七妈时不时又是逗孩子们玩，又是跟她聊家常，更让她觉得亲切。
大概到中午的时间，周总理才办完公有时间来见她们。弟妹一家这些年添了这么多孩子，总理高兴得很，把3个孩子都亲了一遍。
而后，总理便问起弟妹的身体问题。王兰芳便借机好好地夸了夸媳妇，说多亏她照顾得好。周总理听完很欣慰地对晋菊清说了一句：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，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。
其实不用周总理交代，晋菊清也会好好照顾婆婆，因为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。当初晋菊清嫁进周家后不久，婆婆就担心她母亲一个人过得不好，便坚持从周总理给自己的50块里，拿出一部分给她母亲。这件事，让晋菊清很是感动。
从那以后，家里只要有什么吃的，晋菊清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婆婆。对外，她也总是说：“俺婆婆太好了！”
交代完晋菊清，周总理和他们一家人难得的在一起吃了餐饭。席间，周总理才得知晋菊清3个孩子名字的由来。3个孩子的名字，都是周荣庆取的。
第一个孩子出生时，正赶上周总理到印度访问，于是周荣庆便给孩子取名周中印；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，她出生时晋菊清梦到茉莉花，便取名为周小莉；第三个孩子出生时，周总理正好出访越南，周荣庆便给他取名周中越。
为了怕给周伯伯添麻烦，周荣庆许久没来北京见他，但却时时关心他去了哪里，这让周总理很是感动。但总理觉得这样给孩子取名，还是不够好听，于是便亲自给3个孩子改了名，分别叫：周志勇、周志红、周志军。
1975年，婆婆王兰芳因病去世。周荣庆赶紧打电话给周总理，当时总理也已经被查出了癌症，是回复的他们：丧事要一切从简，要听焦作民政局的安排。
不久后，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在北京病逝。当时周荣庆全家很想去北京送送伯伯，但当时发了电报，要求：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不要来北京。她还特意交代，这是总理的安排。
1992年，周荣庆病重，临终交代妻子不要惊动在北京的七妈。最后，他于1月15日病逝。同一年，也病逝了，这一次晋菊清带着孩子们参加了葬礼。
晚年的晋菊清，总是对孩子们说能嫁给周荣庆，她觉得很幸福。她从未因丈夫的身份而沾上什么光，但却因为这层身份，见识了周总理一家的家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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